徐焰:120年后回望戊戌变法 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意义和启示?(2)

2018-06-11 15:41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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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描绘日本明治维新的繁荣景象的画作(1877年)。(拖拽图片可查看大图)

■被低估的“反改革”力量

站在历史的角度,以全球视野来看,任何变法和改革都会损害一些守旧者的利益。如果推动变法的人低估了“反改革”势力的能量和意志,那么变法成功的可能性自然不高。要使“变法”取得成功,关键是革新的一派有更强的力量,同时也要采取妥当的措施。

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从时称“西亚病夫”的奥斯曼帝国,到“东亚病夫”大清帝国,直至朝鲜和日本,都在西方的压迫下为自强而进行过变法维新的尝试。其中,只有日本获得成功。

明治维新能够较顺利进行,是由于天皇掌握了实权,“尊王”的长州藩等武士集团又拥有压倒德川幕府的军力,同时对旧势力还保留其一些待遇,英美也想利用日本牵制沙俄,所以又给予了帮助。相比之下,戊戌年只有28岁的光绪虽在名义上“新政”,决定权却仍由慈禧太后在背后操控,皇帝本人缺乏理政经验。他所破格提升重用的康有为等人,更是既不知兵也不谙官场之道的文人学士,只能得到国内极少数激进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同情。那些手握兵权、财权的洋务派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虽不同于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却对那几个一步登天的维新派文人更为不满,关键时刻都不会支持变法。

■历史悲剧的启示

此外,有青春热血和书生意气者若突然掌握了权力,往往会急于推进改革,冒进的结果必然欲速则不达。作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变法”,改革的“工程量”是巨大的,而且很多必须贯穿到细微之处。改革从来都不只是从纸面理论到现实中复制那么简单。因戊戌变法是以日本为榜样,康有为等人竟想让光绪帝聘请在东京刚换届卸任的伊藤博文任“客卿”,以指导中国改革。伊藤到北京受过光绪接见后,却向李鸿章说,那些“三五喜事之徒”只会把国家大厦搞垮。可见,对维新派充满了轻蔑。颁发那么多急躁的变法诏令后,光绪在朝廷变成了“孤家寡人”,慈禧太后却成了众望所归。面对皇帝之位岌岌可危的形势,手无寸铁的康有为等人只好铤而走险,求助于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的袁世凯。袁世凯的告密,也最终导致戊戌变法的全面失败。

变法在旦夕间轻易被扼杀而毫无抵抗之力,说明维新派既没有群众基础,也无军队和上层实权者支持,如此岂能不败?戊戌变法被轻易扑灭,是当年立志改革强国者的历史悲剧。此事反映出当时中国顽固守旧势力的根深蒂固,想以变法撼动他们全无可能,只有靠革命将其打倒。随后也有了孙中山等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把上至官僚军阀买办、下至土豪劣绅帮会的黑恶势力全部铲除,迎来了神州“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人间巨变。

历史证明,没有理想和激情就不会有变法和革命,缺乏务实精神又无法成就变法和革命。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往往会刺激人出现冒进情绪,20世纪的革命中也出现了不少“幼稚病”和盲目求速胜的急性病。后来得以成功的斗争,恰恰都是注重政策和策略,将创新计划与稳妥落实相结合的成果。当然,后人不能苛求前人,回首推进戊戌变法的失败者,可称其事可哀,其情可感。谭嗣同殉难前“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仍长久地激励着后来的改革创新者。而百年来,居安思危、永怀进取,已经印在中国人的思想里。

(作者:徐焰 是国防大学教授、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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