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在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之后，贪婪的欲壑仍未填满，又把矛头指向了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方无端寻衅，向中国下了最后通牒，竟无理要求驻扎在上海闸北的中国驻军撤退，并于当日晚向驻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发起了全面进攻。

　　以蔡廷锴、蒋光鼐为首的十九路军面对日寇的猖狂进攻，以守土卫国为己任，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打响了淞沪抗战第一枪。英勇的十九路军在全国爱国同胞的支援下，以血肉之躯，拚死抵抗，打退了敌人数十次大规模的进攻，迫使日军三易统帅。广大同胞也迸发了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情，以各种形式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在这场血与火的洗礼中，涌现了无数舍生忘死，浴血抗敌的英雄人物，他们为保卫神圣国土，成就了一桩桩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十九路军死守闸北

　　1月28日夜11点3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以战车为前导，从横浜路、天通路、青云路等地分路向驻守在闸北的中国守军发动袭击，揭开了战幕。驻守在闸北的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当即命令所辖3个团立刻投入战斗，坚决消灭来犯之敌。顿时，激烈的枪炮声、巨大的爆炸声响彻了整个上海城。

　　我军战士初次和日本侵略军交战，一个个眼睛都红了。他们看到，面前是占领我国国土，屠杀我们同胞的民族之敌，现在又到上海来欺侮我们。战士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要为中华民族雪耻，要为东北的同胞报仇。大家愤怒地高喊：“杀呀！杀呀！——”。噗噗噗——，一阵机枪猛烈的扫射，轰轰轰——，一排手榴弹雨点般地飞了出去，长期压抑在胸中的怒火化作了密集的弹雨和燃烧着的烈焰。日本鬼子在中国的领土上从未遭受过这样勇猛的抵抗，他们被复仇的子弹打得尸横遍街，狼狈逃窜。

　　战斗打响前，日本的指挥官盐泽幸一狂妄地叫嚣：在4个小时内拿下上海。但他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十九路军用炮声粉碎了他的呓语。他的叫嚣变成了痴人说梦。在此后的一个月内，日军虽然更换了3个指挥官，都信誓旦旦地说要迅速地解决上海的战事，但却都无法履行他们的诺言。十九路军的英勇作战使日本侵略军难越雷池一步。

　　正如翁旅长在他的战斗日志上写的一样：“我们的士兵不可思议的勇敢，而敌人却出乎意料的懦怯。”的确，中国的战士在这场为民族而战的战斗中显示了顽强和无畏。第五团第一营第二连的班长潘德章率领全班战士坚守广东路街口，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当全班战士牺牲殆尽的时候，他一个人操起了机枪，沉着地向敌人扫射。最后他左臂中弹，敌人又疯狂地扑了上来，他毅然冲向敌群，拉响了三四枚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同连的战士伍培、伍全兄弟二人，在宝山路的战斗中，子弹打光了，就奋不顾身地跳入敌群与敌人肉搏。他们左冲右突，连续刺死了十来个鬼子，最后，力气不支，英勇牺牲。第二营五连连长钟国华指挥一连人在通天庵坚守阵地。敌人的铁甲车横冲直撞地开过来了，战士们奋勇迎击。由于缺乏有力武器，战士们伤亡极大。眼看阵地就要被铁甲车隆隆碾过，钟连长大吼一声，奋不顾身地冲出了掩体，怀抱着五六枚冒着白烟的手榴弹，扑向了铁甲车。随着一声巨响，铁甲车被炸瘫痪了，钟连长也英勇地为国捐躯了。战士们以连长为榜样，也纷纷拿起手榴弹，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敌人的铁甲作殊死的拼搏。

　　十九路军广大将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装备优良且有海空部队配合的日寇展开血肉搏斗33天之久，数千将士血洒疆场。这种不畏强暴，勇于牺牲的精神，正是爱国主义的鲜明体现。

　　义勇军二三事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得到国内外同胞特别是上海同胞的支持和配合。上海各界人士纷纷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支援十九路军。他们举行罢工，抵制日货，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他们发起大规模的捐献运动；他们还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拿起武器上前线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在义勇军中上海市民义勇军最为著名。

　　上海市民义勇军是由上海市民联合会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组织成立的，共有200多人。义勇军战士全都是为杀敌而来，多数人有家有室有职业，但他们一不为官，二不为财，都是自愿义务服役。成立之后不久，义勇军就主动到十九路军去请战。十九路军非常支持他们，拨给他们步枪60余支，子弹12000发，手榴弹400枚，并派人帮助他们训练。

　　义勇军不是正规部队，他们的给养只靠民众的捐助，因此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们吃饭是一日两餐，青菜米粥；睡觉则是轻絮作被，稻草为褥。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仍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坚持每日操练。这时正是早春二月，严寒未尽，有时雨雪交加，天气十分潮湿阴冷，一场操练下来，许多战士手足冻裂，耳鼻红肿，但无人抱怨，无人叹息。

　　有一位从南洋归国的华侨青年，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面对一棵大树而立，用两只手掌内下侧交替猛力砍树，直到力尽为止。这样每天练下来，皮肉红肿，掌内瘀血。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要练出一手铁掌功夫，以便与敌人肉搏时应用。”像他这样作各种苦练的战士还有很多。大家只有一颗火热的抗日救国之心，满腔的誓死报国之志。

　　2日27日，义勇军奉命开赴宝山前线参战。向往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战士们摩拳擦掌，精神焕发，要与日寇决一死战。

　　3月1日，在宝山江面上的七艘敌舰列成一字长蛇阵，把炮口对准了宝山义勇军的阵地。十余艘小火轮，满载敌兵向岸边驶来。下午4点，敌舰开炮轰击，宝山阵地上立刻硝烟弥漫，碎石乱飞。义勇军战士们隐蔽身影，沉着应战，纷纷拉开了枪栓，拿起了手榴弹。

　　在敌舰的炮火支援下，小火轮加快速度，冲向岸边。很快，敌船驶入了步枪射程之内。大队长一声令下，义勇军排枪齐射，打得鬼子纷纷落水。中队长李楷枪法精良，专打小火轮的司机，一枪一个，百发百中。这样的排抢加神枪，打得敌船东倒西歪，阵势大乱。敌人军舰虽强，但水浅不能近岸助战，无法施展它的优势，只能在海面上干看着。就这样，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敌人无计可施，只好掉转船头，狼狈而逃。

　　义勇军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沉着勇敢，凭着一股忠勇爱国之情，抗击了强大的日本战舰和登陆部队，拒敌于十里海滩之外，使敌人始终未能靠岸。义勇军伤亡也很大，那位练铁掌的华侨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何香凝投身抗战

　　在广大同胞踊跃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的活动中，妇女界人士也不甘落后，何香凝女士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了我国大片国土，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身居法国的何香凝女士深感国难当头，立即启程回国。11月底到达上海后，马上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2月28日，《何香凝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开幕，何香凝等著名书画家每天亲临展览会，为购买者题字作画，签名盖章，主持义卖活动。展览结束后，她把义卖所得22000元全部用来捐助抗日团体和组织妇女救护训练班。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她亲自率60名救护队队员和两辆满载慰劳品和药品的卡车赶赴闸北十九路军指挥部进行慰劳活动。从此之后的33天，何香凝女士就一直活跃在烽烟滚滚的淞沪抗战前线。

　　何女士在此期间先后创办了三所规模很大的伤兵医院。她先与公时中学校长郭凤鸾（爱国官员蔡公时的遗孀），在公时中学内创办了红十字第十一伤兵医院；又与爱国将领陈铭枢的夫人朱光珍创办了国难战士救护临时伤兵医院；她还与宋庆龄女士创办了国民伤兵医院。这三所医院每个都可容纳数百名伤员，这对当时在前线苦战的十九路军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帮助。

　　何女士除了把个人财产用于救护事业外，还以伤兵医院院长的身份在报上刊登募款启事，号召“各界热心志士捐助现金、药品和食物”。她的声望很高，各阶层民众应募捐款都十分踊跃，特别是上层人士和海外华侨更是热情支持，大力捐助。如东南医学院两位院长，给医院送来大量医疗器械、药品；新加坡著名华侨胡文虎先生，一次就汇款1万元，指定捐助何女士主办的救伤事业。

　　何女士还经常亲自到医院视察病房。每次去她都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鼓励广大受伤官兵誓死与日寇血战到底。她还经常为重伤员洗脸、喂饭，许多将士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有的战士激动地说：“何女士比亲生父母还亲。”伤员们发誓伤好后还要重返前线，以身报国。

　　除了以上这些事迹之外，何女士还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十九路军将士抗敌的士气和决心。她为中华民族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她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是后人的榜样。

　　“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和广大同胞齐心协力，为抵抗暴日作了最顽强的努力。十九路军和同胞们的表现说明，中华民族已经真正地觉醒了，她不再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绵羊，而是一只已发出怒吼的雄狮。